联产承包责任制,是发生在1982年春天的一个小故事。那时,县里派来了工作组,任务是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。第一次群众大会就在生产大队的院子里举行。
工作组干部传达了上级文件之后,用通俗的语言做了讲解。多数农民听了后都纷纷表示坚决响应上级号召,投身改革。但有一位60多岁的农民却哭着说:“这不是分田单干吗?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,我想不通。”
改革人心所向,大势所趋。很快,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在笔者任教的小村子全面推进,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,春潮滚滚,农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。
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,一年后,那位想不通的农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,他逢人就说:“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好,缴足了集体的,剩下的全是自己的。地还是那片地,人还是那些人,但生产出来的粮食却比以前多了,肚子饱了,日子好了,干劲足了。”
“雇佣工人”引争议,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维西县城冒出了彭天慧等一批万元户。当时的万元户可不简单啊,你想想看,工龄在10年左右的普通干部月薪也就是60多元,一年下来才有720多元,十年才7200多元。
万元户冒出来了,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了,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不够,需要雇佣工人了。当时,维西县城以酿制白酒为业的个体户施老板雇佣了3个农村青年,也没有签订什么劳动合同,吃住外,每月每人48元的工资。
一时间,施老板雇工的消息不胫而走,引起人们的议论。有人说:“这是在搞资本主义,搞剥削。”有人说:“施老板就是资本家,他雇工就是搞剥削!”
但更多人说:“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是大好事,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,另一方面加快了工商业发展,繁荣了经济。”
争议归争议,改革大潮汹涌澎拜,非公经济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,成为拉动维西经济增长,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强大引擎,其经济总量占据了县域经济的“半壁江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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